人口问题是一个双重问题。我们既要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又要避免人口下降。前一个危险是久已有之的，而且至今存在于许多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俄国和日本。后一个危险是最近才有的，目前主要存在于西欧各国。如果美国仅仅依靠生育来实现人口的增长，那么它也会面临这样的危险。迄今为止，移民已使美国人口以令人满意地增长，尽管在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间，出生率是相当低的。这种使人口减少的新问题，是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所无法接受的。道德说教与反对控制生育宣传的法律都遇到了这一新问题的挑战。避孕法的应用已经成了所有文明国家共同习惯的一部分，它是难以被取缔的。而且，在政府和所谓要人中间，回避性方面的问题的习惯已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不能希望一下子就消除这种习惯。可是，这是一种极不应有的习惯。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希望现在这些年轻人获得重要地位之后，能够在这方面做得比他们的父辈要好些。我们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坦率地承认避孕法普及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在不至于引起实际人口减少的前提下的合理性。所以，努力减少孩子对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直到出生率能够达到保持现有人口的程度，是任何一个面临实际人口减少的国家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婚外情调查公司广州侦探有客户谈论，现有的道德准则应当做些有益的变动。在英国，女人比男人多200万左右。这些女人受法律和习俗约束，至今无法生养孩子，这对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我们的风俗习惯能够对未婚的母亲持宽容的态度，并给她们以足够的经济保证，相信一定有许多现在仍独身的女人会要孩子。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以男女数量大体平衡这一假设为依据的。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这对于那些根据数字统计而被迫独身的人实在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既然我们认为应当提高出生率，那么这种残酷行为无论对社会或是对个人都是不应当有的。

　　随着文明的进步，通过政府的正确法令去控制那些被前人视为自然力的力量，更成为一件可能的事情。人口的增长便是这些力量中的一种。自从基督教产生以后，人口的增长一直被盲目的本能所支配。现在，我们应赶快去控制人口的增长。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国家负责养育孩子那样的人口问题上，所采取的有益的干涉应是国际政府的干涉，绝不是那些彼此竞争的军国主义的干涉。

    一个成年人性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先天的遗传；而那些美国的激进主义者们则断定，一切依赖于教育，遗传不起丝毫作用。对于这些极端的论点，我是都不赞成的，而且也不能同意他们所共同认可的，并引起他们彼此对立的偏见的前提：作为同类，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类似的人，都要比那些本国出生的三k党的美国人低劣得多，而且这种低劣的情形，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到目前为止尚无资料表明，人的智能究竟哪一部分属于遗传，哪一部分取决于教育。要想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数千对刚刚出生的孪生子分离开，并用尽可能不同的方式去教育他们才行。然而，这种试验在目前是难以实现的。我的看法是（我承认我的看法并非科学，而仅仅是根据于印象），教育的不当会使人们安于平庸。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只有那些极具有天赋的人，才能在不同领域中做出伟大的建树。我不相信教育能让每一个普通的男孩成为第一流的钢琴家；我不相信世界上最优等的学校能让我们大家都变成爱因斯坦；我也不相信每个人都像拿破仑那样，仅仅通过观察他母亲管教她那几个调皮儿子学到了战略思想。我从不怀疑，在这几件事上是需要有天赋的，因为只有天赋才能使教育产生它在普通人中所不能产生的奇迹。其实，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只是不那么一目了然罢了。的确，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头部的形状大概估计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但我们却不能把头部的形状视为受教育的结果。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与此相反的极端现象，即白痴、低能和愚笨。即使是那些强烈反对优生学的人也不否认，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白痴是属于先天的。对于任何具有统计对称感的人，由此可以推测出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相应比例的智商极高的人。因此，我立刻就想到人类在先天智能方面是各不相同的。我还想到，聪明的人要优于愚蠢的人，当然，这也许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两点，那就等于为优生学奠定了基础。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某些主张优生学的人的具体意见，我们决不能藐视优生学的整个观点。